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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害死鱼
正文：
湖北2名厅级干部、7名县处级干部因中华鲟大量死亡问题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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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08-0407:4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来源:工人日报
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当地在建工地被指称为直接“肇事”方。然而，在质疑声中，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甚至赶赴湖北荆州的工作专班，没能救得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命。
7月25日上午，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做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围绕“拿出实招硬招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题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中华鲟子一代大量死亡问题，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
大部分中华鲟子一代栖身荆州
中华鲟贵为中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2017年，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吉祥物原型确定为中华鲟。然而，因为生存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华鲟正面临着灭绝风险。近两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二十余尾，并且其自然繁殖已经开始出现年际不连续。于是，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繁育的亲生子——中华鲟子一代，成了中华鲟物种保护的“一线生机”。
子一代中华鲟是人工条件下，野生中华鲟被取卵、受精、孵化得到的个体。它们被饲养十多年后终于长大、性成熟，在人工环境下产卵、受精、孵化得到中华鲟被称为子二代。 一般而言，子一代中华鲟比子二代的“体质”更好，遗传多样性更丰富。
原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明确要求，充分利用子一代中华鲟等的性成熟个体，进行人工繁殖，扩大增殖放流的规模。
性成熟的中华鲟才被称为亲本或亲鱼。全国仅余不足1000尾人工饲养着的子一代中华鲟亲鱼，其中近60%、567尾“栖身”于湖北省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内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郢北场区的中华鲟养殖基地内。
这567尾中华鲟被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2017年下发的相关文件明确表述为“极其珍贵”，“占现有人工保存子一代亲本个体总量的一半以上，对完成中央要求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特有物种保护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然而，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10月20日，湖北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在开建芈月桥等项目时，工地附近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鲟养殖基地36尾子一代中华鲟亲鱼死亡。
面对曝光和调查，工地施工照旧
其中，2017年9月20日，一天之内，两尾中华鲟子一代死亡。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员工工作日志上的统计显示，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共有36尾子一代的中华鲟陆续死亡。来自该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此前五年子一代死亡总数只有7尾。该公司将子一代死亡原因直指附近的施工项目——芈月桥。
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6月，原荆州海子湖生态文化旅游区更名成为荆州文旅区后，当地加快旅游开发建设步伐，包括“凤凰大道”、“芈月桥”、“庙湖环境整治”等一批项目陆续上马开工，这些都是当地的重要市政工程。
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诉称，2017年上半年芈月桥开始施工打桩，中华鲟养殖基地近一半的土地被“征迁”。芈月桥工地与已经拆迁过半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
湖北省水产局组织的专家组对死亡的子一代中华鲟死因作出鉴定，称与施工造成的震动、噪声、水源变化等有直接关系。湖北省水产局渔政处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中华鲟很敏感，或者说胆小，有大的震动、噪声，它会乱窜，会撞到墙，或擦伤、内伤，可能造成感染、死亡。
事实上，在子一代中华鲟出现死亡之后，围绕着中华鲟保护所做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早在2017年11月，原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就曾向当时的湖北省农业厅去函，措辞严厉、态度明确：恒升公司的567条亲本极其珍贵，对完成中央要求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特有物种保护具有极端重要意义，要确保现有人工保存群体安全。原湖北省农业厅在收到长江办的上述文件后，组织工作专班赴现场实地调查，并组织各方磋商，甚至约谈荆州市文旅区相关负责人。
2018年6月1日，当时的湖北省农业厅负责人到荆州市主持召开协调会，传达省政府领导批示意见，督请荆州市政府协调处理。但协调会过去3个月，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并再次发生中华鲟陆续死亡现象。2018年9月11日，湖北省水产局致函荆州市政府，要求荆州市文旅区迅速暂停施工。对此，荆州市文旅区也明确表态，保护中华鲟的手段之一就是停工，而他们一直宣称停工的工程却被媒体和企业曝光一直在施工。
2018年12月，农业部长江办就中华鲟人工保种群体保护问题，约谈了湖北省荆州市政府，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参加约谈。
当年12月10日，荆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市纪委监委要全面调查，既要查其中是否存在利益链条，又要查不作为、乱作为的人和事，做到一查到底、严肃问责。
规划之初就“忘了”中华鲟
综合整起事件，导火索是政府与企业的一场征迁纠纷。2014年6月，原荆州海子湖生态文化旅游区更名成为荆州文旅区后，当地加快旅游开发建设步伐，包括“凤凰大道”“芈月桥”“庙湖环境整治”等一批项目陆续上马开工。
国内鲟鱼保护专家认为，项目从规划之初就“遗忘”了这批中华鲟。政府在征迁方案中把恒升公司当成了普通的养殖企业来规划安置，没有考虑到这批中华鲟搬迁保护的费用，结果出现了严重分歧：政府少数官员质疑这批中华鲟及其价值，而企业又以之为“谈判筹码”。
专家们认为，征迁纠纷导致这批中华鲟保护一拖再拖，以至于长期未能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延误其搬迁保护工作。而专家组现场考察评估的结果非常明确，恒升公司的环境已经不具备驯养这批中华鲟的条件，僵持下去这些中华鲟“只有死路一条”。
业内专家曾建议，双方搁置纠纷，地方政府须尽快启动保护这批子一代中华鲟的具体事宜;恒升公司应尽快降低养殖密度，帮助这批子一代中华鲟修复伤病。此外，还应立即启动异地驯养工作，尽快形成长远保护方案。目前，相关保护工作已经启动。
然而，此次事件直接暴露出一些核心问题，首先，民营公司驯养的中华鲟子一代，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产权归属如何界定？实际上，征迁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的根本原因是：恒升公司要求赔偿范围包含中华鲟。
据了解，企业认为，子一代驯养的费用完全由企业负担，中华鲟没有放开商业利用，企业是依靠饲养其他经济鱼类的收入来填补。而荆州文旅区则认为中华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属于国家资源，不该是企业私有财产，因此赔偿不能包含中华鲟以及对中华鲟进行迁地保护的费用。
此外，此次涉及的中华鲟子一代的保护主体、以及未来保护工作的主体、资金来源等等，目前都依然未能有清晰明确的定论。
业内专家认为，此次中华鲟死亡事件以及留下的争议，暴露出我国水生珍稀物种保护机制存在责权利不明确的问题，法律和行政边界亟待厘清：须进一步明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产权归属的界定原则，是谁驯养谁拥有，还是统一归属国家;须进一步明确水生珍稀物种保护责任主体，明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和边界。此次的中华鲟死亡事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无论是否还有遗留争议，都希望未来地方有关部门能真正杜绝不作为、乱作为。（记者 张翀）
36尾中华鲟是如何在一片约谈声中死去的｜明舌如刀
文丨殷国安
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7月25日上午，湖北省纪委省监委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不过，我不赞成这个“不作为”的说法，因为正是在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中，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死去了。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假作为”。（2019年8月4日新华网）
中华鲟贵为中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2017年，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吉祥物原型确定为中华鲟。
然而，因为生存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华鲟正面临着灭绝风险。近两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二十余尾，并且其自然繁殖已经开始出现年际不连续。于是，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繁育的亲生子——中华鲟子一代，成了中华鲟物种保护的“一线生机”。
全国仅余不足1000尾人工饲养着的子一代中华鲟亲鱼，其中近60%、567尾“栖身”于湖北省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内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郢北场区的中华鲟养殖基地内。这567尾中华鲟被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2017年下发的相关文件明确表述为“极其珍贵”，“占现有人工保存子一代亲本个体总量的一半以上，对完成中央要求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特有物种保护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然而，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10月20日，湖北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在开建芈月桥等项目时，工地附近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鲟养殖基地36尾子一代中华鲟亲鱼死亡。
36尾子一代中华鲟亲鱼死亡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故，其严重后果是无法弥补的。是有关部门不重视、不作为吗？说起来有点冤枉。从文字表达看，各级部门确实是高度重视的。
例如，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接到相关材料，就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事宜曾向湖北省农业厅去函，措辞严厉、态度明确，要求停止一切危害中华鲟的不法行为，有中央领导也对此事密切关注。荆州市文旅区也表态明确，对外宣称芈月桥等工程停工。
可从具体行动看，却是很不得力。一边是相关工程的施工叫停不了，子一代中华鲟不断死去；一边却是不停地批示、通知、约谈。例如，2017年9月20日，一天之内，两尾中华鲟子一代死亡；2017年11月，原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就曾向当时的湖北省农业厅去函，省农业厅在收到长江办的上述文件后，约谈荆州市文旅区相关负责人；2018年6月1日，湖北省农业厅负责人到荆州市主持召开协调会，传达省政府领导批示意见，督请荆州市政府协调处理，但协调会过去3个月，仍未取得实质进展；2018年12月，农业部长江办就中华鲟人工保种群体保护问题，约谈了湖北省荆州市政府，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参加约谈。
你看，各级落实上面的要求就是传达、协调、约谈，至于制定了怎样的措施、落实了怎样的要求、追究了谁的责任，则一概不知。真要感谢当年的国土资源部，发明了“约谈”的行政措施，使得我们都学会了“约谈”。不得不说，中华鲟死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手。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面对批评、批示、约谈和通知，慢落实、假落实、不落实；就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脱离基层，不问实际。
但老百姓至今不知道。到底怎样“约谈”的，是不是像谈恋爱那样，双方谈谈，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散？可惜，时间就在约谈声中走过，那些重要的工作就在约谈声中被耽误，36条中华鲟就在约谈声中死去——如果不是此次进行惩处，约谈可能还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所以，这些官员对落实上级指示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假作为。他们开会、发文件、协调、约谈，甚至亲自到现场，忙得很热闹，可就是不解决问题，只是传达上面的精神。
“假作为”是一些干部的常见病、多发病。有些干部开过会、讲过话、发过文、批过示，看似每个流程都有，实际上是一种“摆拍”行为，是“撸起袖子不干活”。比较严重的假作为有：在招商引资时举行大型集中签约活动，但见红旗飞扬，彩球飘飘，礼仪小姐落落大方，几个项目的签约双方大笔一挥，双手紧紧相握，笑意融融，实际上却是请人扮成投资商，甚至搞假外资，营造虚假政绩。
再例如，修建“遮羞墙”挡住公路边的贫困村，甚至建造只有井房没有挖井的喷灌设施、只有路灯没有电线的假路灯，由小学生披上化肥袋扮演羊群。凡此种种，都是官员假作为的“创举”。但更多的表现却是，会照开、文照发、话照说，可就是不落实，他们辛辛苦苦装样子。
“假作为”为什么存在？这是因为一些干部不想真作为，怕麻烦、怕花力气；但又担心不作为被处分，于是来个“假作为”——看起来认认真真、热热闹闹，但就是不涉及具体问题，不解决具体矛盾。而究其本质，则是对上负责的原因：做点表面文章去哄上面，而如果不出大问题，真的可能哄得住上面的。例如，如果中华鲟没有死掉，或者死掉不多，他们的假作为就可能不暴露了。
因为中华鲟的死亡，15名干部被处分了，或者可以让假作为的干部接受教训。但最好还是需要及时识别假作为，以防止发生无法挽回的后果。
“36尾中华鲟意外死亡”凸显权力的冷漠
2019年08月05日15:53  来源：映象网
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当地在建工地被指称为直接“肇事”方。然而，在质疑声中，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甚至赶赴湖北荆州的工作专班，没能救得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命。(8月4日《工人日报》)
　　中华鲟为我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繁育的亲生子——中华鲟子一代大部分栖身荆州，本是荆州的骄傲，当地当竭尽全力予以保护，使其健康茁壮成长，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然而，荆州却成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坟场，而“凶手”却是当地的政府建设项目施工。其中芈月桥项目工地与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湖北省水产局组织专家组对死因作出鉴定，称与施工造成的震动、噪声、水源变化等有直接关系。
　　出乎意料的是，在子一代中华鲟出现死亡之后，尽管原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去函措辞严厉;原湖北省农业厅组织各方磋商甚至约谈荆州市文旅区相关负责人，原湖北省农业厅负责人到荆州市传达省政府领导批示意见，督请荆州市政府协调处理;湖北省水产局致函荆州市政府，要求荆州市文旅区迅速暂停施工，但面对曝光和调查，当地工地施工照旧，并再次发生中华鲟陆续死亡现象。
　　不难看出，36尾中华鲟意外死亡，与其未得到当地应有保护有直接的关系。荆州海子湖生态文化旅游区更名成为荆州文旅区后，当地加快旅游开发建设步伐，包括“凤凰大道”、“芈月桥”、“庙湖环境整治”等一批项目陆续上马开工。当地政府建设项目从规划之初，就“遗忘”了这批中华鲟的存在。在中华鲟保种与政府项目建设发生冲突时，当地把天平偏向了后者，忽略了对中华鲟的保护责任，在中华鲟保护上不作为，在政府项目建设上乱作为，凸显权力的冷漠。
　　“36尾中华鲟意外死亡”事件，反映出在荆州当地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识里，生态环境保护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要发展”较之于“要环保”更为迫切，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看作“势不两立”。中华鲟死亡没有给荆州当地太大触动，背后原因，本质仍然是当地政府领导干部“发展观”的偏差，对于“经济和环保”间关系缺乏统筹协调的智慧。
　　“36尾中华鲟意外死亡”事件发生后，湖北省严肃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多名领导干部受到处分，警示领导干部在环境保护上态度冷漠，保护不力终将要付出代价，提醒领导干部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真正把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落到实处。(向秋)
36条中华鲟之死引发的理性思考
发布时间：2018-11-20来源：楚天都市报
近日，有媒体报道荊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以下简称纪南文旅区）在建一座跨湖大桥时，导致工地旁边一家养殖企业的36条中华鲟死亡。
昨日下午，楚天都市报记者前往荆州，采访这一事件的最新动态。
现场探访：在建芈月桥被无限期停工
报道所指的工程是纪南文旅区凤凰大道跨庙湖大桥，当地命名为芈月桥。养殖企业为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公司）郢北中华鲟养殖基地。
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振彬介绍，芈月桥这个有点娱乐化的名字，并非一个旅游项目，而是该区规划建设的一条主要大道，可谓核心市政工程。按照当地政府计划，芈月桥应于今年11月份完工。但因为与恒升公司的征迁协议一直没有谈定，所以工程进度一波三折。
这一次，媒体报道施工导致中华鲟异常死亡的情况后，荆州市政府和纪南文旅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马上研讨出三条应对措施。首先，立即停止芈月桥建设和养护工作，撤出所有施工人员；其次，委托市水产局对恒升公司的中华鲟存量和状况进行摸底登记，掌握基本情况；第三，在解决好中华鲟保护问题之前，无限期搁置建设和征迁动议。
昨日下午，记者前往施工现场看到，工地被挡板封闭起来，不见工人进出。桥面钢筋林立，但浇灌工作已完全停止。
事发后的质疑：中华鲟的保护有没有标准流程
王振彬说，纪南文旅区非常重视中华鲟的保护工作。但对于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区管委会也感到有些困惑。
他说，在芈月桥开建之前，管委会曾多次与恒升公司就征迁问题进行磋商，但双方对征迁补偿金额没能达成一致。管委会无奈放弃征迁规划，直接在养殖基地旁边施工，同时也按基地要求，建立了三米多高的施工防护隔离墙。但没想到，施工过程中，恒升公司多次爆出中华鲟意外死亡的信息。
尽管水产专家现场调查认为，因为施工噪音、震动、水源条件变化等因素，恒升公司的中华鲟死亡与施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王振彬质疑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生存状态和环境条件，完全由一家民营企业说了算，是否符合情理？
恒升公司称子一代和子二代中华鲟在工程施工期间大量死亡，那养殖基地平日对中华鲟的增损，有没有向相关部门报备呢？
记者采访当地渔政部门了解到，养殖企业平时并没有报告中华鲟的实时数据，只是阶段性上报。但成体死亡时，都会报告渔政部门。依据这样的管理流程，怎么证明目前养殖企业的中华鲟出现了异常减损。
各方希望：理性协商寻求妥善解决方案
昨日下午，记者一行来到恒升公司的养殖基地，负责人不在。对照之前的基地实景图来看，芈月桥开建后，基地规模缩减了一半。
记者电话采访恒升公司负责人杨军，他称，芈月桥及相关项目开建后，他的中华鲟养殖基地条件遭到破坏。根据省市水产局的评估，这里已不再适合养殖中华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监护人，他的诉求很明确，要么由政府帮他再找一个合适的养殖基地，要么对基地进行合理的货币补偿，然后由公司自行重建基地。
至于货币补偿的标准，杨军说他接受正规评估公司的估价，但此前政府一直没有提供正式评估报告。
纪南文旅区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该区先后3次让双方共同认可的评估公司作出评估，但由于评估结果与其期望值存在巨大差异，恒升公司均不认可。另外中华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保护标准？养殖基地周边环境有何限制？国家都没有明确规定，而是由民营养殖企业自提诉求，实在不太严谨。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在当前生态环保的大背景下，荆州市和纪南文旅区绝对无条件支持中华鲟的保护，但这中间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刻度怎么把握，的确是一个全新课题。
昨日下午，荆州市网信办副主任王权武向记者表示，庆幸的是在矛盾出现后，纪南文旅区及时采取了坚决措施。目前，局面尚处于可控阶段，如果双方能够理性协商，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合理解决方案。
“官僚主义害死鱼”的沉重警示
2019年08月05日 08:26:49
来源：北京青年报
乔杉
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当地在建工地被指称为直接“肇事”方。然而，在质疑声中，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甚至赶赴湖北荆州的工作专班，没能救得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命。近日，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做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围绕“拿出实招硬招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题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中华鲟子一代大量死亡问题。（8月4日《工人日报》）
从这次采访的主题“拿出实招硬招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可以看出中华鲟死于何手了。这不禁让人想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这可以称为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鱼”了。
中华鲟作为长江特有珍稀物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然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华鲟正面临着灭绝的风险。近两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二十余尾，且其自然繁殖已经开始出现年际不连续。而子一代中华鲟是人工条件下，野生中华鲟被取卵、受精、孵化得到的个体，全国不足1000尾，珍贵性可见一斑。
而现在，仅仅一次施工就害死了36尾，占到了子一代中华鲟现存数量的三十分之一还要多，令人瞠愕。回顾过程，完全可以避免。国内鲟鱼保护专家认为，项目从规划之初就“遗忘”了这批中华鲟。而后来，面对曝光和调查，工地施工照旧，甚至有了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还有工作专班，都没能摁下“伤害键”。
静而思言，如果规划再慎重一点，也许就不会发生伤害；而当问题发生后，能够高度重视，及时调整方案，也许就不会扩大伤害。可是，这世界上最难得的就是“如果”，正是因为没有“如果”，才导致了36尾珍贵中华鲟的死亡。当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利益协调问题。比如有专家称，“政府少数官员质疑这批中华鲟及其价值，而企业又以之为‘谈判筹码’。”但不管如何，都不能以中华鲟的生命为代价。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什么能害死人？从根本上讲，形式主义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可以看到，一旦沾染上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然会出现不作为、不负责、不担当。正如在这起事件中，哪怕一开始不知道中华鲟的价值，但只要作风不出问题，也会迅速“补课”，出现问题也会迅速“纠偏”，何至于一错再错，扩大错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能害死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能害死自己，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怕的就是害死自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连接着不负责、不担当，不负责的背后是不必负责，不担当的背后是不必担当，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已然制度化和常态化。据了解，因为这件事，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这么多领导干部倒在“36条鱼”上，闻者足戒，难道还不够警醒吗？
中华鲟死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手。就形式主义而言，主要表现为面对批评、批示、约谈和通知，慢落实、假落实、不落实；就官僚主义而言，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脱离基层，不问实际。在这件事中，官僚主义表现得更加明显。36尾珍贵中华鲟的死亡，15名领导干部的查处，都在提醒不能再上演“官僚主义害死鱼”了。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事实也一再表明，谁再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坑别人也会坑自己，误人事也会误己事。
厅官因“中华鲟之死”被查处，透露什么信号
去年11月媒体报道，湖北荆州市文旅区开建芈月桥等项目，导致地处荆州市文旅区内的一家中华鲟养殖基地，遭受重大损失，死亡中华鲟达数千条。其中，最为珍贵、遗传多样性更丰富的子一代中华鲟，死亡36条。
7月25日上午，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表示，当地已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
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被问责，无论是问责规模还是问责层级，都是先前所罕见的。不过，公允地说，15名被查处官员一点都不冤。这些物种价值极为珍贵的“中华鲟”之死，正是缘于他们之前的一意孤行和一味蛮干。
荆州市文旅区开工，却没有履行环评手续。其中，芈月桥工地与与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工地一打桩，中华鲟就跃出水面”。施工造成的震动、噪声等问题不断造成中华鲟死亡。
但是，中华鲟死亡没有给当地官员任何触动，荆州当地坚持不停工。甚至，此事惊动了湖北农业厅、湖北省政府、农业部以及等多个部门后，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依然挡不住文旅区施工的步伐。上级的处罚通知，荆州方面拒不执行，上级的协调处理，荆州方面置若罔闻，最终，酿成了重大悲剧，使得濒危物种资源遭受重创。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相关负责官员均涉嫌失职、渎职行为。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及生态保护的底线。须知，物种保护是生态保护的极其重要的环节。环境受到污染可以治理和复原，但是，物种一旦灭绝和消失，绝无可能再生。因此，危害物种安全，远比一般的环境污染要恶劣。对于这样的行为，理当展开最严厉的问责。
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类似湖北这样，把危害物种安全行为纳入官员问责范畴，并一查到顶的例子，并不多见。近几年来，许多濒危物种栖息地被破坏，以及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不力，导致意外死亡的个案层出不穷，但鲜有官员因此受到调查和处理。
一个典型的个案，就是广西有关部门救助穿山甲，导致穿山甲大批死亡。这个案子2017年发生，当时曾引起广泛质疑。但相关部门只是把穿山甲大批死亡，归咎于救助技术等原因。环保组织申请公开救助详情的信息公开申请，也遭到拒绝。这起“穿山甲死亡”事件，影响非常之大，争议也持续多年，却一直没有第三方介入调查和问责，结果以不了了之收场。
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问责早已成为了标准动作。而对于危害和破坏物种安全的行为，问责同样不能成为空白。湖北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被问责，无疑树立了一个标杆。只有通过问责，严厉惩处失职和渎职，才能以儆效尤，提升相关单位对于物种安全的敏感和敬畏意识，有力捍卫生态安全和法治的防线。
2厅官因中华鲟死亡被查，问责“不作为”当成常态|新京报快评
2019-07-26 14:35
重重批示、多次约谈，都唤不回对中华鲟保护工作的应有重视……涉事干部为生态保护不力担责，理所应当。
文 |于平
去年11月，媒体曝光了“荆州芈月桥施工震死36尾中华鲟”事件。7月25日，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在谈到上半年湖北省对“三大攻坚战”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查纠成效时，提到因此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
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被问责，无论是问责规模还是问责层级，都是先前罕见的。而细究此事，包括2名厅官在内的这15名官员被问责，一点都不冤。毕竟，涉事项目导致中华鲟死亡达数千条，其中最为珍贵、遗传多样性更丰富的子一代中华鲟死了36条。
对这般令人扼腕的结果，这些官员的乱作为或不作为难辞其咎：文旅区开工却没履行环评手续；芈月桥工地与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工地一打桩，中华鲟就跃出水面”……这里面有太多可诟病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华鲟死亡没有给涉事官员太大触动，当地有关部门上报称“停工”却仍在施工；此事惊动了湖北农业厅、湖北省政府、农业部等多部门后，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依然挡不住文旅区施工的步伐。上级的处罚通知，荆州有关部门拒不执行，上级的协调处理，荆州有关方面也置若罔闻，最终酿成生态之劫，使得濒危物种资源遭受重创。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涉事官员干部的不作为、乱作为，已触及生态保护的底线。要知道，物种保护是生态保护极其重要的环节。环境受到污染可以治理和复原，但物种一旦灭绝和消失，基本上没有再生的可能。
因此，对于涉事官员无视物种安全，重重批示、多次约谈都唤不回对中华鲟保护工作应有重视的行为，就该展开最严厉的问责。
跳出个例看，现实中，类似湖北这样，把官员在物种保护事件中不作为、乱作为纳入官员问责范畴并一查到底的例子，并不多见。近几年来，许多濒危物种栖息地被破坏，以及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不力，导致意外死亡的个案层出不穷，但鲜有官员因此受到调查和处理。
比如2017年发生在某地的穿山甲救助过程中大批死亡事件，当地归咎于救助技术等方面后，就没有更多的交代，面对环保组织要求公开救助详情的申请也置之不理。此事影响非常之大，争议也持续多年，却以不了了之收场。
湖北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不作为、乱作为被问责，无疑树立了一个标杆。毫无疑问，整治这类物种保护乏力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要体现在“三大攻坚战”中，更应该常抓不懈，充分体现在当地的行政生态治理中。只有通过问责，严厉惩处公职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才能以儆效尤，避免这类破坏濒危物种的问题再次发生，让环境生态跟政治生态都恢复清正。
□于平（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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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害死鱼
正文：
湖北2名厅级干部、7名县处级干部因中华鲟大量死亡问题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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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08-0407:4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来源:工人日报
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当地在建工地被指称为直接“肇事”方。然而，在质疑声中，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甚至赶赴湖北荆州的工作专班，没能救得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命。
7月25日上午，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做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围绕“拿出实招硬招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题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中华鲟子一代大量死亡问题，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
大部分中华鲟子一代栖身荆州
中华鲟贵为中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2017年，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吉祥物原型确定为中华鲟。然而，因为生存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华鲟正面临着灭绝风险。近两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二十余尾，并且其自然繁殖已经开始出现年际不连续。于是，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繁育的亲生子——中华鲟子一代，成了中华鲟物种保护的“一线生机”。
子一代中华鲟是人工条件下，野生中华鲟被取卵、受精、孵化得到的个体。它们被饲养十多年后终于长大、性成熟，在人工环境下产卵、受精、孵化得到中华鲟被称为子二代。 一般而言，子一代中华鲟比子二代的“体质”更好，遗传多样性更丰富。
原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明确要求，充分利用子一代中华鲟等的性成熟个体，进行人工繁殖，扩大增殖放流的规模。
性成熟的中华鲟才被称为亲本或亲鱼。全国仅余不足1000尾人工饲养着的子一代中华鲟亲鱼，其中近60%、567尾“栖身”于湖北省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内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郢北场区的中华鲟养殖基地内。
这567尾中华鲟被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2017年下发的相关文件明确表述为“极其珍贵”，“占现有人工保存子一代亲本个体总量的一半以上，对完成中央要求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特有物种保护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然而，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10月20日，湖北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在开建芈月桥等项目时，工地附近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鲟养殖基地36尾子一代中华鲟亲鱼死亡。
面对曝光和调查，工地施工照旧
其中，2017年9月20日，一天之内，两尾中华鲟子一代死亡。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员工工作日志上的统计显示，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共有36尾子一代的中华鲟陆续死亡。来自该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此前五年子一代死亡总数只有7尾。该公司将子一代死亡原因直指附近的施工项目——芈月桥。
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6月，原荆州海子湖生态文化旅游区更名成为荆州文旅区后，当地加快旅游开发建设步伐，包括“凤凰大道”、“芈月桥”、“庙湖环境整治”等一批项目陆续上马开工，这些都是当地的重要市政工程。
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诉称，2017年上半年芈月桥开始施工打桩，中华鲟养殖基地近一半的土地被“征迁”。芈月桥工地与已经拆迁过半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
湖北省水产局组织的专家组对死亡的子一代中华鲟死因作出鉴定，称与施工造成的震动、噪声、水源变化等有直接关系。湖北省水产局渔政处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中华鲟很敏感，或者说胆小，有大的震动、噪声，它会乱窜，会撞到墙，或擦伤、内伤，可能造成感染、死亡。
事实上，在子一代中华鲟出现死亡之后，围绕着中华鲟保护所做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早在2017年11月，原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就曾向当时的湖北省农业厅去函，措辞严厉、态度明确：恒升公司的567条亲本极其珍贵，对完成中央要求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特有物种保护具有极端重要意义，要确保现有人工保存群体安全。原湖北省农业厅在收到长江办的上述文件后，组织工作专班赴现场实地调查，并组织各方磋商，甚至约谈荆州市文旅区相关负责人。
2018年6月1日，当时的湖北省农业厅负责人到荆州市主持召开协调会，传达省政府领导批示意见，督请荆州市政府协调处理。但协调会过去3个月，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并再次发生中华鲟陆续死亡现象。2018年9月11日，湖北省水产局致函荆州市政府，要求荆州市文旅区迅速暂停施工。对此，荆州市文旅区也明确表态，保护中华鲟的手段之一就是停工，而他们一直宣称停工的工程却被媒体和企业曝光一直在施工。
2018年12月，农业部长江办就中华鲟人工保种群体保护问题，约谈了湖北省荆州市政府，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参加约谈。
当年12月10日，荆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市纪委监委要全面调查，既要查其中是否存在利益链条，又要查不作为、乱作为的人和事，做到一查到底、严肃问责。
规划之初就“忘了”中华鲟
综合整起事件，导火索是政府与企业的一场征迁纠纷。2014年6月，原荆州海子湖生态文化旅游区更名成为荆州文旅区后，当地加快旅游开发建设步伐，包括“凤凰大道”“芈月桥”“庙湖环境整治”等一批项目陆续上马开工。
国内鲟鱼保护专家认为，项目从规划之初就“遗忘”了这批中华鲟。政府在征迁方案中把恒升公司当成了普通的养殖企业来规划安置，没有考虑到这批中华鲟搬迁保护的费用，结果出现了严重分歧：政府少数官员质疑这批中华鲟及其价值，而企业又以之为“谈判筹码”。
专家们认为，征迁纠纷导致这批中华鲟保护一拖再拖，以至于长期未能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延误其搬迁保护工作。而专家组现场考察评估的结果非常明确，恒升公司的环境已经不具备驯养这批中华鲟的条件，僵持下去这些中华鲟“只有死路一条”。
业内专家曾建议，双方搁置纠纷，地方政府须尽快启动保护这批子一代中华鲟的具体事宜;恒升公司应尽快降低养殖密度，帮助这批子一代中华鲟修复伤病。此外，还应立即启动异地驯养工作，尽快形成长远保护方案。目前，相关保护工作已经启动。
然而，此次事件直接暴露出一些核心问题，首先，民营公司驯养的中华鲟子一代，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产权归属如何界定？实际上，征迁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的根本原因是：恒升公司要求赔偿范围包含中华鲟。
据了解，企业认为，子一代驯养的费用完全由企业负担，中华鲟没有放开商业利用，企业是依靠饲养其他经济鱼类的收入来填补。而荆州文旅区则认为中华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属于国家资源，不该是企业私有财产，因此赔偿不能包含中华鲟以及对中华鲟进行迁地保护的费用。
此外，此次涉及的中华鲟子一代的保护主体、以及未来保护工作的主体、资金来源等等，目前都依然未能有清晰明确的定论。
业内专家认为，此次中华鲟死亡事件以及留下的争议，暴露出我国水生珍稀物种保护机制存在责权利不明确的问题，法律和行政边界亟待厘清：须进一步明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产权归属的界定原则，是谁驯养谁拥有，还是统一归属国家;须进一步明确水生珍稀物种保护责任主体，明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和边界。此次的中华鲟死亡事件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无论是否还有遗留争议，都希望未来地方有关部门能真正杜绝不作为、乱作为。（记者 张翀）
36尾中华鲟是如何在一片约谈声中死去的｜明舌如刀
文丨殷国安
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7月25日上午，湖北省纪委省监委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不过，我不赞成这个“不作为”的说法，因为正是在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中，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死去了。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假作为”。（2019年8月4日新华网）
中华鲟贵为中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2017年，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吉祥物原型确定为中华鲟。
然而，因为生存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华鲟正面临着灭绝风险。近两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二十余尾，并且其自然繁殖已经开始出现年际不连续。于是，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繁育的亲生子——中华鲟子一代，成了中华鲟物种保护的“一线生机”。
全国仅余不足1000尾人工饲养着的子一代中华鲟亲鱼，其中近60%、567尾“栖身”于湖北省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内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郢北场区的中华鲟养殖基地内。这567尾中华鲟被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2017年下发的相关文件明确表述为“极其珍贵”，“占现有人工保存子一代亲本个体总量的一半以上，对完成中央要求以中华鲟为代表的长江珍稀特有物种保护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然而，2017年9月20日至2018年10月20日，湖北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在开建芈月桥等项目时，工地附近的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鲟养殖基地36尾子一代中华鲟亲鱼死亡。
36尾子一代中华鲟亲鱼死亡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故，其严重后果是无法弥补的。是有关部门不重视、不作为吗？说起来有点冤枉。从文字表达看，各级部门确实是高度重视的。
例如，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接到相关材料，就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事宜曾向湖北省农业厅去函，措辞严厉、态度明确，要求停止一切危害中华鲟的不法行为，有中央领导也对此事密切关注。荆州市文旅区也表态明确，对外宣称芈月桥等工程停工。
可从具体行动看，却是很不得力。一边是相关工程的施工叫停不了，子一代中华鲟不断死去；一边却是不停地批示、通知、约谈。例如，2017年9月20日，一天之内，两尾中华鲟子一代死亡；2017年11月，原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就曾向当时的湖北省农业厅去函，省农业厅在收到长江办的上述文件后，约谈荆州市文旅区相关负责人；2018年6月1日，湖北省农业厅负责人到荆州市主持召开协调会，传达省政府领导批示意见，督请荆州市政府协调处理，但协调会过去3个月，仍未取得实质进展；2018年12月，农业部长江办就中华鲟人工保种群体保护问题，约谈了湖北省荆州市政府，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参加约谈。
你看，各级落实上面的要求就是传达、协调、约谈，至于制定了怎样的措施、落实了怎样的要求、追究了谁的责任，则一概不知。真要感谢当年的国土资源部，发明了“约谈”的行政措施，使得我们都学会了“约谈”。不得不说，中华鲟死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手。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面对批评、批示、约谈和通知，慢落实、假落实、不落实；就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脱离基层，不问实际。
但老百姓至今不知道。到底怎样“约谈”的，是不是像谈恋爱那样，双方谈谈，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散？可惜，时间就在约谈声中走过，那些重要的工作就在约谈声中被耽误，36条中华鲟就在约谈声中死去——如果不是此次进行惩处，约谈可能还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所以，这些官员对落实上级指示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假作为。他们开会、发文件、协调、约谈，甚至亲自到现场，忙得很热闹，可就是不解决问题，只是传达上面的精神。
“假作为”是一些干部的常见病、多发病。有些干部开过会、讲过话、发过文、批过示，看似每个流程都有，实际上是一种“摆拍”行为，是“撸起袖子不干活”。比较严重的假作为有：在招商引资时举行大型集中签约活动，但见红旗飞扬，彩球飘飘，礼仪小姐落落大方，几个项目的签约双方大笔一挥，双手紧紧相握，笑意融融，实际上却是请人扮成投资商，甚至搞假外资，营造虚假政绩。
再例如，修建“遮羞墙”挡住公路边的贫困村，甚至建造只有井房没有挖井的喷灌设施、只有路灯没有电线的假路灯，由小学生披上化肥袋扮演羊群。凡此种种，都是官员假作为的“创举”。但更多的表现却是，会照开、文照发、话照说，可就是不落实，他们辛辛苦苦装样子。
“假作为”为什么存在？这是因为一些干部不想真作为，怕麻烦、怕花力气；但又担心不作为被处分，于是来个“假作为”——看起来认认真真、热热闹闹，但就是不涉及具体问题，不解决具体矛盾。而究其本质，则是对上负责的原因：做点表面文章去哄上面，而如果不出大问题，真的可能哄得住上面的。例如，如果中华鲟没有死掉，或者死掉不多，他们的假作为就可能不暴露了。
因为中华鲟的死亡，15名干部被处分了，或者可以让假作为的干部接受教训。但最好还是需要及时识别假作为，以防止发生无法挽回的后果。
“36尾中华鲟意外死亡”凸显权力的冷漠
2019年08月05日15:53  来源：映象网
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当地在建工地被指称为直接“肇事”方。然而，在质疑声中，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甚至赶赴湖北荆州的工作专班，没能救得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命。(8月4日《工人日报》)
　　中华鲟为我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野生中华鲟通过人工繁育的亲生子——中华鲟子一代大部分栖身荆州，本是荆州的骄傲，当地当竭尽全力予以保护，使其健康茁壮成长，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然而，荆州却成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坟场，而“凶手”却是当地的政府建设项目施工。其中芈月桥项目工地与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湖北省水产局组织专家组对死因作出鉴定，称与施工造成的震动、噪声、水源变化等有直接关系。
　　出乎意料的是，在子一代中华鲟出现死亡之后，尽管原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去函措辞严厉;原湖北省农业厅组织各方磋商甚至约谈荆州市文旅区相关负责人，原湖北省农业厅负责人到荆州市传达省政府领导批示意见，督请荆州市政府协调处理;湖北省水产局致函荆州市政府，要求荆州市文旅区迅速暂停施工，但面对曝光和调查，当地工地施工照旧，并再次发生中华鲟陆续死亡现象。
　　不难看出，36尾中华鲟意外死亡，与其未得到当地应有保护有直接的关系。荆州海子湖生态文化旅游区更名成为荆州文旅区后，当地加快旅游开发建设步伐，包括“凤凰大道”、“芈月桥”、“庙湖环境整治”等一批项目陆续上马开工。当地政府建设项目从规划之初，就“遗忘”了这批中华鲟的存在。在中华鲟保种与政府项目建设发生冲突时，当地把天平偏向了后者，忽略了对中华鲟的保护责任，在中华鲟保护上不作为，在政府项目建设上乱作为，凸显权力的冷漠。
　　“36尾中华鲟意外死亡”事件，反映出在荆州当地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识里，生态环境保护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要发展”较之于“要环保”更为迫切，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看作“势不两立”。中华鲟死亡没有给荆州当地太大触动，背后原因，本质仍然是当地政府领导干部“发展观”的偏差，对于“经济和环保”间关系缺乏统筹协调的智慧。
　　“36尾中华鲟意外死亡”事件发生后，湖北省严肃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多名领导干部受到处分，警示领导干部在环境保护上态度冷漠，保护不力终将要付出代价，提醒领导干部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真正把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落到实处。(向秋)
36条中华鲟之死引发的理性思考
发布时间：2018-11-20来源：楚天都市报
近日，有媒体报道荊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以下简称纪南文旅区）在建一座跨湖大桥时，导致工地旁边一家养殖企业的36条中华鲟死亡。
昨日下午，楚天都市报记者前往荆州，采访这一事件的最新动态。
现场探访：在建芈月桥被无限期停工
报道所指的工程是纪南文旅区凤凰大道跨庙湖大桥，当地命名为芈月桥。养殖企业为湖北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公司）郢北中华鲟养殖基地。
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振彬介绍，芈月桥这个有点娱乐化的名字，并非一个旅游项目，而是该区规划建设的一条主要大道，可谓核心市政工程。按照当地政府计划，芈月桥应于今年11月份完工。但因为与恒升公司的征迁协议一直没有谈定，所以工程进度一波三折。
这一次，媒体报道施工导致中华鲟异常死亡的情况后，荆州市政府和纪南文旅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马上研讨出三条应对措施。首先，立即停止芈月桥建设和养护工作，撤出所有施工人员；其次，委托市水产局对恒升公司的中华鲟存量和状况进行摸底登记，掌握基本情况；第三，在解决好中华鲟保护问题之前，无限期搁置建设和征迁动议。
昨日下午，记者前往施工现场看到，工地被挡板封闭起来，不见工人进出。桥面钢筋林立，但浇灌工作已完全停止。
事发后的质疑：中华鲟的保护有没有标准流程
王振彬说，纪南文旅区非常重视中华鲟的保护工作。但对于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区管委会也感到有些困惑。
他说，在芈月桥开建之前，管委会曾多次与恒升公司就征迁问题进行磋商，但双方对征迁补偿金额没能达成一致。管委会无奈放弃征迁规划，直接在养殖基地旁边施工，同时也按基地要求，建立了三米多高的施工防护隔离墙。但没想到，施工过程中，恒升公司多次爆出中华鲟意外死亡的信息。
尽管水产专家现场调查认为，因为施工噪音、震动、水源条件变化等因素，恒升公司的中华鲟死亡与施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王振彬质疑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生存状态和环境条件，完全由一家民营企业说了算，是否符合情理？
恒升公司称子一代和子二代中华鲟在工程施工期间大量死亡，那养殖基地平日对中华鲟的增损，有没有向相关部门报备呢？
记者采访当地渔政部门了解到，养殖企业平时并没有报告中华鲟的实时数据，只是阶段性上报。但成体死亡时，都会报告渔政部门。依据这样的管理流程，怎么证明目前养殖企业的中华鲟出现了异常减损。
各方希望：理性协商寻求妥善解决方案
昨日下午，记者一行来到恒升公司的养殖基地，负责人不在。对照之前的基地实景图来看，芈月桥开建后，基地规模缩减了一半。
记者电话采访恒升公司负责人杨军，他称，芈月桥及相关项目开建后，他的中华鲟养殖基地条件遭到破坏。根据省市水产局的评估，这里已不再适合养殖中华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监护人，他的诉求很明确，要么由政府帮他再找一个合适的养殖基地，要么对基地进行合理的货币补偿，然后由公司自行重建基地。
至于货币补偿的标准，杨军说他接受正规评估公司的估价，但此前政府一直没有提供正式评估报告。
纪南文旅区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该区先后3次让双方共同认可的评估公司作出评估，但由于评估结果与其期望值存在巨大差异，恒升公司均不认可。另外中华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保护标准？养殖基地周边环境有何限制？国家都没有明确规定，而是由民营养殖企业自提诉求，实在不太严谨。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在当前生态环保的大背景下，荆州市和纪南文旅区绝对无条件支持中华鲟的保护，但这中间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刻度怎么把握，的确是一个全新课题。
昨日下午，荆州市网信办副主任王权武向记者表示，庆幸的是在矛盾出现后，纪南文旅区及时采取了坚决措施。目前，局面尚处于可控阶段，如果双方能够理性协商，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合理解决方案。
“官僚主义害死鱼”的沉重警示
2019年08月05日 08:26:49
来源：北京青年报
乔杉
36尾珍贵的中华鲟在养殖基地意外死亡，当地在建工地被指称为直接“肇事”方。然而，在质疑声中，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甚至赶赴湖北荆州的工作专班，没能救得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命。近日，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做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围绕“拿出实招硬招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题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中华鲟子一代大量死亡问题。（8月4日《工人日报》）
从这次采访的主题“拿出实招硬招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可以看出中华鲟死于何手了。这不禁让人想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这可以称为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鱼”了。
中华鲟作为长江特有珍稀物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国宝”，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誉。然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断破坏，中华鲟正面临着灭绝的风险。近两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中华鲟，只有二十余尾，且其自然繁殖已经开始出现年际不连续。而子一代中华鲟是人工条件下，野生中华鲟被取卵、受精、孵化得到的个体，全国不足1000尾，珍贵性可见一斑。
而现在，仅仅一次施工就害死了36尾，占到了子一代中华鲟现存数量的三十分之一还要多，令人瞠愕。回顾过程，完全可以避免。国内鲟鱼保护专家认为，项目从规划之初就“遗忘”了这批中华鲟。而后来，面对曝光和调查，工地施工照旧，甚至有了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还有工作专班，都没能摁下“伤害键”。
静而思言，如果规划再慎重一点，也许就不会发生伤害；而当问题发生后，能够高度重视，及时调整方案，也许就不会扩大伤害。可是，这世界上最难得的就是“如果”，正是因为没有“如果”，才导致了36尾珍贵中华鲟的死亡。当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利益协调问题。比如有专家称，“政府少数官员质疑这批中华鲟及其价值，而企业又以之为‘谈判筹码’。”但不管如何，都不能以中华鲟的生命为代价。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什么能害死人？从根本上讲，形式主义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可以看到，一旦沾染上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然会出现不作为、不负责、不担当。正如在这起事件中，哪怕一开始不知道中华鲟的价值，但只要作风不出问题，也会迅速“补课”，出现问题也会迅速“纠偏”，何至于一错再错，扩大错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能害死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能害死自己，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怕的就是害死自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连接着不负责、不担当，不负责的背后是不必负责，不担当的背后是不必担当，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已然制度化和常态化。据了解，因为这件事，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这么多领导干部倒在“36条鱼”上，闻者足戒，难道还不够警醒吗？
中华鲟死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手。就形式主义而言，主要表现为面对批评、批示、约谈和通知，慢落实、假落实、不落实；就官僚主义而言，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脱离基层，不问实际。在这件事中，官僚主义表现得更加明显。36尾珍贵中华鲟的死亡，15名领导干部的查处，都在提醒不能再上演“官僚主义害死鱼”了。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事实也一再表明，谁再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坑别人也会坑自己，误人事也会误己事。
厅官因“中华鲟之死”被查处，透露什么信号
去年11月媒体报道，湖北荆州市文旅区开建芈月桥等项目，导致地处荆州市文旅区内的一家中华鲟养殖基地，遭受重大损失，死亡中华鲟达数千条。其中，最为珍贵、遗传多样性更丰富的子一代中华鲟，死亡36条。
7月25日上午，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表示，当地已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
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被问责，无论是问责规模还是问责层级，都是先前所罕见的。不过，公允地说，15名被查处官员一点都不冤。这些物种价值极为珍贵的“中华鲟”之死，正是缘于他们之前的一意孤行和一味蛮干。
荆州市文旅区开工，却没有履行环评手续。其中，芈月桥工地与与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工地一打桩，中华鲟就跃出水面”。施工造成的震动、噪声等问题不断造成中华鲟死亡。
但是，中华鲟死亡没有给当地官员任何触动，荆州当地坚持不停工。甚至，此事惊动了湖北农业厅、湖北省政府、农业部以及等多个部门后，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依然挡不住文旅区施工的步伐。上级的处罚通知，荆州方面拒不执行，上级的协调处理，荆州方面置若罔闻，最终，酿成了重大悲剧，使得濒危物种资源遭受重创。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相关负责官员均涉嫌失职、渎职行为。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及生态保护的底线。须知，物种保护是生态保护的极其重要的环节。环境受到污染可以治理和复原，但是，物种一旦灭绝和消失，绝无可能再生。因此，危害物种安全，远比一般的环境污染要恶劣。对于这样的行为，理当展开最严厉的问责。
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类似湖北这样，把危害物种安全行为纳入官员问责范畴，并一查到顶的例子，并不多见。近几年来，许多濒危物种栖息地被破坏，以及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不力，导致意外死亡的个案层出不穷，但鲜有官员因此受到调查和处理。
一个典型的个案，就是广西有关部门救助穿山甲，导致穿山甲大批死亡。这个案子2017年发生，当时曾引起广泛质疑。但相关部门只是把穿山甲大批死亡，归咎于救助技术等原因。环保组织申请公开救助详情的信息公开申请，也遭到拒绝。这起“穿山甲死亡”事件，影响非常之大，争议也持续多年，却一直没有第三方介入调查和问责，结果以不了了之收场。
环境污染和破坏事件，问责早已成为了标准动作。而对于危害和破坏物种安全的行为，问责同样不能成为空白。湖北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被问责，无疑树立了一个标杆。只有通过问责，严厉惩处失职和渎职，才能以儆效尤，提升相关单位对于物种安全的敏感和敬畏意识，有力捍卫生态安全和法治的防线。
2厅官因中华鲟死亡被查，问责“不作为”当成常态|新京报快评
2019-07-26 14:35
重重批示、多次约谈，都唤不回对中华鲟保护工作的应有重视……涉事干部为生态保护不力担责，理所应当。
文 |于平
去年11月，媒体曝光了“荆州芈月桥施工震死36尾中华鲟”事件。7月25日，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在谈到上半年湖北省对“三大攻坚战”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查纠成效时，提到因此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
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被问责，无论是问责规模还是问责层级，都是先前罕见的。而细究此事，包括2名厅官在内的这15名官员被问责，一点都不冤。毕竟，涉事项目导致中华鲟死亡达数千条，其中最为珍贵、遗传多样性更丰富的子一代中华鲟死了36条。
对这般令人扼腕的结果，这些官员的乱作为或不作为难辞其咎：文旅区开工却没履行环评手续；芈月桥工地与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工地一打桩，中华鲟就跃出水面”……这里面有太多可诟病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华鲟死亡没有给涉事官员太大触动，当地有关部门上报称“停工”却仍在施工；此事惊动了湖北农业厅、湖北省政府、农业部等多部门后，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依然挡不住文旅区施工的步伐。上级的处罚通知，荆州有关部门拒不执行，上级的协调处理，荆州有关方面也置若罔闻，最终酿成生态之劫，使得濒危物种资源遭受重创。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涉事官员干部的不作为、乱作为，已触及生态保护的底线。要知道，物种保护是生态保护极其重要的环节。环境受到污染可以治理和复原，但物种一旦灭绝和消失，基本上没有再生的可能。
因此，对于涉事官员无视物种安全，重重批示、多次约谈都唤不回对中华鲟保护工作应有重视的行为，就该展开最严厉的问责。
跳出个例看，现实中，类似湖北这样，把官员在物种保护事件中不作为、乱作为纳入官员问责范畴并一查到底的例子，并不多见。近几年来，许多濒危物种栖息地被破坏，以及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不力，导致意外死亡的个案层出不穷，但鲜有官员因此受到调查和处理。
比如2017年发生在某地的穿山甲救助过程中大批死亡事件，当地归咎于救助技术等方面后，就没有更多的交代，面对环保组织要求公开救助详情的申请也置之不理。此事影响非常之大，争议也持续多年，却以不了了之收场。
湖北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不作为、乱作为被问责，无疑树立了一个标杆。毫无疑问，整治这类物种保护乏力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要体现在“三大攻坚战”中，更应该常抓不懈，充分体现在当地的行政生态治理中。只有通过问责，严厉惩处公职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才能以儆效尤，避免这类破坏濒危物种的问题再次发生，让环境生态跟政治生态都恢复清正。
□于平（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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